2016年夏天，教育测量与评价知名专家Jim Tognolini教授访问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该院院长王允庆先生和他就“大数据时代如何有效开展教育评价”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话和探讨。

王允庆：非常感谢享誉国际的教育测量与评价界知名专家Jim教授访问我院。对此，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目前，教育评价对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而言仍是一块短板。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助推教育发展的服务模式。国际教育评价的发展已经将评价看作教育发展的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也由衷期待能够和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们结成生命共同体，拓宽我们的视野，实现我们的目标：建立基于数据的教育改善机制，为每一位儿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这一切离开教育评价是难以实现的。

Jim Tognolini：你们的邀请让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很愿意与大家分享我所了解的目前全球在教育评价领域发展的总体情况、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内容。

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建设

王允庆：目前，中国的教育评价理念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只重结果，不看过程”的层面，忽视了学校的努力程度和学生的进步情况。如果仅用升学率来评价学校，那么升学率原本比较低的学校就会一直处在劣势地位，这不利于教育公平的落实。在教育评价的研究中，我们主要在两个方面做了努力：增值评价系统和学习诊断系统。增值评价系统是区域与学校发展的评价工具，解决面向全体学生和关注学生发展进步程度的问题；学习诊断系统是一个专业化的课堂评价工具，主要是为了帮助教师建立基于数据改进教与学的机制，进而帮助每个学校建立一个标准化题库，为孩子们提供高质量的试题，实现专业意义上的减负。目前在推行时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和赞许，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认知上的不足与偏见、行为上的动力不足等等，其中教师不能专业地设计教学目标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

Jim Tognolini：中国遇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全球很多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在我们负责的测评区域中也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们给老师们培训，老师们也了解了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中的“知识、领会、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六项指标，但不能探究其中的深层含义，仅仅是将字面的意思运用在考试中。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部分学生的思维能力并没有如我们所想象的有所提升，他们更多的是按照模式化教学的这六个动词来回答问题，没有将这些动词进行活学活用，也没有理解它们的内在含义。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在教师教学水平提升方面面临的问题更多，如何大规模提升教师解读数据的能力，如何大规模建设课堂的专业能力，以及推广和扩大评价影响力等，都是挑战。同时，还存在着教育管理者的教育理念不同以及教师专业能力实质性提升的问题。

举个例子，印度教育部门与培生集团成立了一个教育评价服务中心，要求我们实现基于校本的评价、标准参照的评价以及评估测量每个孩子核心素养方面的功能。取其中一个说明，如果想做校本测试，首先应该提高教师在该方面的专业能力，否则也只是事倍功半。那如何进行教师培训呢？我们将培训分成四个模块，每个模块安排两天的培训课时，培养教师的思维能力和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的标准撰写课堂教学目标的能力。第一阶段我们培养了50名培训师，利用他们吸引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某一天，教育部长来参加培训仪式，他问我：“为什么这些培训师如此年轻？为什么不用首席教育专家？”我的回答是：“其一，他们亲身经历过教育模式，他们有想要改变教育体系的热情；其二，印度教师队伍庞大，如果让每个老师都接受这样的培训不太可能，让年轻人有这样的经历意义更大。”

认知评价和非认知评价应区别对待

王允庆：我们当初研制评价工具的缘起主要有以下几点——提高教师课堂教学的目标设计能力，建立基于大规模数据分析的教学改进机制，实现班级授课环境下的基于数据的个性化教学等。在试点层面，现在看来都实现了。只是要让更多的学校都能认识它并使用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我们应整合国内外的教育专家资源，让中国的教育评价工具系统化、本土化，为中国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评价服务。

Jim Tognolini：我很高兴能为你们实现这些目标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我认为，可以将目标进行细化，把这些目标看作是一段征途，一步步将其变成现实。

王允庆：我们目前关注并致力的命题不局限于认知层面，还包括非认知层面的。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痛点是：国家下发文件要求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的质量评价，但区域和学校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这又是必须解决也亟待解决的问题。

Jim Tognolini：这是个世界性难题，很多教育专家正在就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和核心素养评价等进行研究。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评价学生，例如价值观、爱国主义情怀、品德、身心健康等看不见摸不着的层面，应该用不同的评价方式。用一句中国话说就是：“不同问题，区别对待。”

关于问题解决能力的测试

王允庆：非常感谢你！另外，国际上一般从几岁开始进行问题解决能力的测试？是通过纸笔测试还是别的形式？

Jim Tognolini：一般在三年级就可以开始。在印度的大规模测试中针对的是九~十一年级，其中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主要研究学生的合作能力，采用在线测试。另有400万学生参加问题解决能力测试，采用纸笔测试。

澳大利亚目前采用纸笔测试，预计将在2018年开始在线测试。测试年级为三、五、七年级，测试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学校、教师、学生明白问题解决能力是他们课堂教学的一部分，所以学校在一年级时就把问题解决能力测试嵌入日常的学习与教学中。

我认为，测试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在理解问题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题目需要把背景知识信息描述清楚，同时需要运用较多的文字信息和数据表明儿童在三年级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字阅读能力，所以我的建议是，从三年级开始。

王允庆：如何改变孩子们对问题解决能力的认识？

Jim Tognolini：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印度时我被某一个学校的校长邀请演讲，目的是鼓励测试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下次考试再接再厉。讲座安排在一个大讲堂，中间坐着500名一脸愁容的九年级学生，旁边坐着30个老师。演讲开始时，我发表了一番自认为很有逻辑的讲话，但学生依然不买账。那怎么办呢？我给他们出了一道题：如果给你一个气压计和一根绳子，如何量出新德里最高建筑物的高度？然而那些学生的表情依旧如此。这时候，他们的一个老师拿起麦克风说：“先生，他们没学过三角函数，他们不知道如何解这道题。”我没理会那位老师的言论，告诉学生我知道七种方法，其中一种是拿着这些绳子和气压计到达楼顶，用绳子捆住气压计，然后一米一米往下放，气压计触到地面的时候就知道高度是多少了。其实这根本不需要知道三角函数知识，可见老师们对于什么是“问题解决能力”并不清楚。

接下来我为学生们讲了另一个故事：

三周前，我在印度一个学校访问，校长问我想不想参观当地的一个景点。我同意了。校长打了几个响指，随即进来了一个看上去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后面还跟着他的弟弟妹妹。校长对我说：“他叫威廉，他是你的向导。”这时威廉开口说话了，他说：“先生，请问您需要我用哪种语言为您服务，我可以说十种语言！”我开玩笑说我想用澳大利亚语，然后那小孩笑着说：“哈哈，我知道您想说的是英语！”参观结束后校长问我：“威廉如何？”我说很棒，他接着说：“你知道吗？他一天学都没上过。”我问他为什么不让威廉上他的学校。“因为他付不起学费。”他回答。我提出我来支付他的学费，校长说：“如果他来上学，那弟弟妹妹就要饿死了。”

这时我发现，那500个学生终于在认真听我说话了。我说：“你们看，威廉如果只用印度语做向导，那么他就挣不了足够多的钱去养活他的家人，所以威廉的问题解决方法就是跟随各个旅行团学习各种语言。威廉的问题是真实的，他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一个知道答案的老师，也没有人告诉他该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现在我让你们忘掉老师，忘掉所有的顾虑，开动脑筋告诉我，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测量这个建筑的高度。”那些孩子瞬间就明白了，随后他们就想到了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解决问题真正需要的能力是什么？不是学生按照老师教授的固定的教学思路来解答，而是需要进行假设、分析，利用创造性思维来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

解决问题能力侧重在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我们想研发一个问题解决能力的评价测试，我们就要全面地、带有批判性思维地思考到底要根据哪些条件去设计，这项测试对老师、训练者来说有什么意义，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国际教育评价发展趋势

王允庆：这真是个令人兴奋的话题。还有，目前全球在教育评价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如何？

Jim Tognolini：主要的趋势有五个方面。

其一，建立校本评价。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高级思维能力，比如创新、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能力等，很难以传统的纸笔考试形式完成测量，有人提出应该进行大规模测试或者标准化考试。大规模考试从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有一些现实问题。所以走向校本评价是个趋势。这也有几个问题：一是即使将自主权下放给教师，但教师的专业能力不够，依然无法很好地完成这件事；二是传统的考试模式难以撼动，部分老师拘泥守旧，形成了巨大的阻力；三是不同的教育部门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不知道如何给学校科学安排校本评估比例。

其二，标准化参照体系的建设。目前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知道，在中国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关于标准参照、表现性标准、如何培养高级思维以及高级思维的评价等，我想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让教学、评价的分数能够与我们的课程标准和表现性标准相统一的体系。

其三，培养教育工作者解读数据的能力。如何分析、解读数据，对很多教育工作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

其四，如何将测试形式由纸笔转向在线。由于牵扯到教育公平以及教育改革等一系列的问题，可能会阻碍我们改变的步伐，在开发有效的在线测试以及改变考试的制度和体系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五，如何对类似于价值观、品质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目标进行有效评价。

这些挑战已经成为“全球化”问题，目前已经有人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他们也研究出了一些很好的成果。中国是教育人口大国，教育环境、机制、体系非常复杂，如何在全球化的教育大背景下实现中国的个性化教育评价，这还需要大家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注：本文刊发于《新课程评论》2016年12月号「专题」栏目。

作

    王允庆：国家督学，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综合审议组专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院长。

    Jim Tognolini：教育测量与评价知名专家，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学院兼任教授，新南威尔士大学兼职教授，伍伦贡大学教授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