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文化的魅力 ——读《播火录》随感

admin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文科背景的读者，对科普读物多少有些疏离感。但拿到厚重的《播火录》（赵致真著 北京出版社）一书时，从“科学入口处”到“科学远征”，再到“人生有银”，我被吸引并为之感动着；“另眼看诺奖”则仿佛上演了一部人生大片，原来虚无缥缈的诺贝尔奖变得越来越真切、生动，遥不可及的科学大家也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烟火气地鲜活起来。

    《播火录》让我想起著名作家阿城出版于上个世纪末的一本科普散文集《常识与通识》。作者以文艺的笔触娓娓行文，以科学常识的角度谨慎立论，传达了遵守常识，尊重常识，要从常识开始认知事物的诚实态度。作为一位跨界通才，在这本书里，他把艺术的形成机制和种种创作现象，甚至社会文化中的许多现象如思乡、爱情等，置于神经科学、生物学的范畴里重新观察，得出了一套全新的知识体系，融通了文学、心理学、艺术学、生物学、历史社会学等领域，引领读者重回常识世界。《播火录》同样展现了这种重视常识、事实、史实，融通、跨界的独特视野及作者直面人生的思想风范。

    《播火录》中，有科学家的无私奉献，有四海归心的事业追求，有铮铮铁骨、铁汉柔情，有人际的宽厚与通达，也有“窝里斗”、挟私报复，有导师盗取学生的成果以及学生置导师于法庭的拍案惊奇，有大科学家的小器量、伟大发现的局限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作者赵致真对300多本英文原著的广泛阅读。

    作者的选材、建构首先是以科学史上重大发现的人文尺度与社会价值为考量的。因此本书有对选材从苛从严宁遗勿滥，对史实追本穷源匡谬归真，对歧异慎思明辨择善而从的践行与追求。而这正彰显了该作不同于一般科普读物也不同于一般人文读本的特殊魅力。

    这种独特的富有魅力的文化，不同于单纯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融汇了二者精髓，是更高角度更大视野的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的魅力是显见的，但也是迄今为止仍需加强倡导，而且随着全球化、智能化、教育以及全人类的问题愈发突出而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这也是《播火录》作者及其团队历时九载深耕的最大价值所在。在我看来，多媒体图书的价值更多地表现在媒体形式的融合上，重在技，而选篇建构、查实证伪以及建立在浩瀚资料基础上的匡谬归真、慎思明辨、价值拷问及终极关怀则是其大“道”之所在，也是《播火录》最大的魅力及价值。

    简单地说，第三种文化就是人文、科学之外的另一种文化，是力图打破人文和科学分野、用新的方式沟通两种文化的新文化，更具包容性、宽广性、创新性与洞察性。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被数据和信息裹挟着的时代，处在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文化环境中。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二手的观念、思想与意见中，甚至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不由自主。而致力于第三种文化的大师们则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真实，不接受虚假的或盗用的真实，并努力在真实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世界的命运甚至整个宇宙进行重新定义。

    二十多年前，阿城的另类科普以温情的叙事、冷峻的结论深深打动、吸引并影响过我，二十多年后，赵致真的《播火录》则以简洁的行文以及直击心灵的扫视与追问，给了我同样的感受。第三种文化的魅力不禁使我有了更多的思考与追问。

    这种文化是在什么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深处隐藏着怎样的密码？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为什么更需要这种阳光的照耀？对我们的教育而言，可以由此得到怎样的启悟与关怀？它对世界的未来及人类的福祉有什么重要意义？相信读到这本书的人，一定会有和我一样的追问及更多思考。

    最近偶听罗辑思维讲《知识是如何发生的》，很受启发。知识的发生、进化，和生物的进化一样，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某个知识没有出现，不是因为大脑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遇到能够触发这个知识的问题。所谓的知识大爆炸便是由于每出现一个新知识，便会随之出现一大堆新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又变成了新的知识。这个过程不断往复循环、不断累加，人类知识自然就呈指数级爆炸性增长了。

    同理，第三种文化的出现也是应时应运而生的。十七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学者们用科学法则解释宇宙和人类的意义，到了19世纪，这一声音逐渐衰微，因为社会文化的发展已出现了全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而科学文化显然已力不从心。人文与科学的统一成为人们的一个新的期待。而且，人类的知识分头分块分层的累积已达到了相当的体量，越来越杂乱而缺少契合，亟须贯穿融通。人类社会已进入了要求人们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与社会能力的时代。而且，随着网络文化、智能时代的不断深入，这个要求变得越来越紧迫了。

    无疑，知识大爆炸及获取知识的便捷性将更高层面的思考及由此而更有可能实现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提上了发展及教育的日程。而融通的构想必将成为人类认识自身与世界的新起点。这样不仅可以将破碎的知识风景尽收眼底，而且众多思想共舞，有助于解决人类与世界未来的各种问题。站在群山之巅，开启洞察世界的新途径。始于哈佛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中践行多年的通识教育便是以这第三种文化为底层逻辑的。而通识的无用之用恰好是成全这一结果的必由之路。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对美国大学教育进行反思时，把人的思维模式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到什么就认为是千真万确的，如中小学教育，这个阶段被叫作“无知的确定期”。第二个阶段是“有知的混乱期”，就是接触了许多学派和理论之后，觉得都有道理，但又不能掌握体系。很多大学生甚至学者都停留在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批判性思维阶段”。这是思维真正成熟的阶段，能够通过多维度的视角进行审视，通过取证、分析、推理的方式，作出理性判断。而批判性思维的多维视角，有赖于综合性的全景知识体系及善于思考的灵活思维，这正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教育无法回避的方向。

    我们的社会、世界的未来、人类的福祉，尤其是迫在眉睫的教育需要有更多的“播火者”，需要越来越多的第三种文化支撑。   转载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