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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种精神叫“钟扬”
    发布时间:2018-03-29 14:09          作者:admin          来源:中国教师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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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极限,向来是生命的天性之一。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是许多极限爱好者理想的登山之地。人们相信,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是风景特异。

    也正是在这片茫茫雪域,生命的韧性与奇迹时刻被见证——不独于人。1938年,德国探险家在海拔6300米左右的珠穆朗玛峰南坡采集到一棵几厘米高的鼠麴雪兔子,将其记载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

    74年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历经重重艰险,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同样宝贵的样品。这也是迄今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人们已经记不清这个上海男人来过西藏多少回了,只知道钟扬并非一般的登山运动爱好者,每入西藏,十几种高原反应便开始折磨着他,海拔6000米对他而言实已是极限。但身为一个植物学家,为了寻找各种植物的种子,钟扬义无反顾地一次次向珠峰发起挑战。

    “钟扬这辈子的故事,就是种子的故事。”在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看来,钟扬的一生,是播种的一生。

    一生致力于采集与播撒种子的钟扬,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终止了53岁的生命。从此,珠峰上再也不会有他的身影。但是,钟扬在青藏高原留下的足迹会印刻在无数人的心中。也许,历经亿万年的地质运动之后,珠峰会重归一片沧海——但钟扬在这里留下的精神却是永恒,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亡。

    你想成为钟扬吗

    你想成为钟扬那样的人吗?在上海、成都、拉萨采访期间,记者不止一次问到这个问题。

    钟扬,16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无线电专业,20岁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工作,33岁任该所副所长(副厅级),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一长串耀眼的光环,任何一个拿出来都足令普通人羡慕。成为这样一个大教授、大科学家,何乐而不为?

    但你若了解到钟扬的全部,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那些数不完的名号,绝非钟扬心目中的“主要成就”。

    熟悉钟扬的人都知道,大家对他的喜爱、尊重与钦佩,更多源于他非同一般的执着、乐观、勤恳与悲天悯人的情怀。

    你尝试过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吗?钟扬做到了。这个被称作“拼命三郎”的人,是许多人眼中“比你聪明还比你勤奋”的典范。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还记得,钟扬只要人在上海,生命科学学院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深夜。为了不影响物业师傅休息,复旦大学在办公楼装了门禁,并将唯一的一张门禁卡给了钟扬。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一天,博士生徐翌钦陪在一旁,在凌晨3点听到了钟扬手机闹钟响了。第二天他问了才知道,这竟是平日里钟扬提醒自己睡觉的闹钟。

    钟扬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在援藏的16年间,他在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在艰险的考察路上,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每逢大雨、冰雹天就躲在山窝子里;他们的车曾被山上滚下的巨石砸中,抛锚在荒原……艰难如斯,钟扬却笑看风云。

    因为工作繁忙,钟扬无暇照顾妻子和双胞胎儿子,对他们许下的承诺总是食言。他曾对妻子张晓艳说,“我确实不是很擅长带孩子,孩子15岁以前,你就多管一点;15岁以后交给我来管。”就在去年9月9日,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刚过完15岁生日。张晓艳的另一个遗憾是,钟扬去世后,她整理旧照片才发现,全家最近的一张全家福已经是12年前的了。前两年想一起拍几张全家福,但几乎每一次都因为钟扬工作繁忙又临时缺席了。

    与钟扬相识、共事18年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说,“以他的聪明才智,大可坐在实验室里验证假设、发表论文”。但钟扬不想去过那样的生活,冥冥之中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召唤他,让他为了更高远的目标奋斗不息。

    太多难以言尽的故事,在钟扬去世后被无数人回忆起。那些带着温度的细节,让人感觉钟扬那么亲近,却又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你想成为钟扬吗?“我们很难完全成为钟扬那样的人,但哪怕从他身上学到一点点,都会受用无穷。”一名受访者说。

    追梦西藏,让生命的宽度无限延长

    西藏大学的几个“老哥们”与钟扬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每次只要钟扬来到西藏,时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党委书记徐宝慧、研究生处处长欧珠罗布、理学院院长白玛多吉等人都要找机会和他一起小聚一番,今儿你做东,下回他做东,大家轮番请客。

    “请客不单单是为了吃饭,更多是对钟老师的一种感情表达。”欧珠罗布说。

    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在西藏大学的16年,钟扬用生命中近三分之一的时光与西藏大学和这里的朋友结下了难舍之缘。

    一所名校的知名教授,为何不远千里常年奔赴西藏?钟扬是抱着崇高使命来的。他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是国家最大的生物“基因库”,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国内植物学家甚少涉足,这个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也因此从来没有被盘点过。

    “做植物研究,你必须到资源多的地方,西藏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全国排倒数第一,北京也在倒数几位,可是许多一流的植物学人才待在北京、上海。”钟扬说,他想把这个最大的生物“基因库”真正建立起来,为国家和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丰富“基因”宝藏。

    为了这个梦想,钟扬和他的团队吃尽了苦头。

    常年背着沉重的双肩包,穿着29块钱买来的牛仔裤和一双帆布大头鞋,奔走在青藏高原的各个艰险地域,这就是钟扬的工作常态。在钟扬的寓所,记者看见那只陈旧的双肩包背带早已磨损不堪,那双沾满泥土的大头鞋脚底已经开裂。可以想见,那代表着他们一起经历了多少风雨历程。

    “我相信,种子的生长环境越恶劣,种子的生命力就越顽强。”钟扬似乎与生俱来具有不服输、不畏难的精神头,越是艰难,他越要挑战。

    学生耿宇鹏回忆:“一次外出采样,钟老师说去阿里。我们都提出质疑,因为那里海拔太高、生活条件太苦,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只能采几个样。钟老师却说,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钟扬深知,西藏每一个特有物种,对国家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在钟扬和他的团队地毯式寻找物种的过程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多年来,他们在西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彻底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追踪数年,最终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用3年时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通过研究,找到了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的柏木,为珍稀巨柏筑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屏障……

    这也了却了钟扬的一大心愿,望着眼前那些装满了各类种子的瓶瓶罐罐,他不无欣慰地说,“这些种子可以储存上百年……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是的,种子终会生根发芽。不过,更让钟扬高兴的是,他在西藏大学播下了“另一类种子”——一批植物学人才。钟扬深知,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集结一个团队的力量,才可以走得更远。为此,钟扬暗下决心:“我要把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留下一支科研团队。”

    西藏大学的情况不容乐观,刚到藏大,钟扬发现学校的植物学专业几乎“三无”:没有教授,没有博士点,申请课题没有基础。老师们也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为西藏大学改变什么。直到有一天,钟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郑重承诺:“西藏大学的博士点如果拿不下来,我绝不离开西藏大学。”

    从此,钟扬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师们申报课题,一字一句教老师写作论文,甚至自掏腰包鼓励师生做学术研究。

    钟扬是一个节俭的人。1979年钟扬考入中科大少年班,穿的是一条两种颜色的裤子:旧的太短了,妈妈用奶奶织的淡黄土布又加长了一截,他就这样离开故土,走上了求学之路。成为大教授之后,钟扬依旧穿着廉价的牛仔裤。

    但就是这个“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的钟扬,个人出资组织了80多名藏大学生赴上海学习,个人出资鼓励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这些年,自掏腰包给藏大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几十万。他的学生拉琼算起这笔账,禁不住泪眼纵横。

    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在援藏16年间,钟扬总共培养了6名博士、8名硕士,其中包括我国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并帮助藏大拿到了第一个生物学自然科学基金。这在西藏大学史上绝无仅有。而就在钟扬去世4天前,他牵头的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这是全西藏唯一入选的一流学科。

    消息传来,举校欢庆。“作为一所高校而言,这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在西藏大学发展的关键时刻,钟扬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欧珠罗布说,“钟老师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同时也是建设者。”

    钟扬无疑是其中笑得最灿烂的那个人,来不及庆祝,他已经开始思索如何开展双一流学科建设,如何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再上台阶……只是,还未等他达成心愿,生命却戛然而止。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钟扬对待生命是达观的,他生前的这段话,更激励着他在西藏培养的那支队伍,踏上雪域高原,再向着新的高峰勇敢迈进。

    他的心里装着许多“别人”

    “他就像参天大树一样,默默为我们遮风挡雨;又像是一位慈父,把温厚的爱无私地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学生徐翌钦眼中,钟扬是一位父亲般的老师,心有大我,无私为人。

    带领学生在西藏采集植物样本时,每次从拉萨出发,钟扬总是习惯提前一小时起床,帮学生做好早餐,让大家吃得饱饱的然后再出发。行进途中,有时候一天要奔赴七八个点,上山时每次他总是冲到最前面,确认安全了再让学生过去。

    西藏地域宽广,为了节省时间,很多时候要坐夜车。因为高原反应,钟扬呼吸都很困难,但他担心学生的安危,为了防止司机夜里睡着发生危险,他坚持和司机聊天,有时聊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停歇。有学生提出要换他休息一会儿,他却阻止学生说:“你们抓紧时间休息,我本来就睡得少,没事的!”白天在车上,后座颠簸,他就主动坐在后面座椅上;到了夜晚,他又主动挪到副驾驶位置,把最危险的地方留给自己。这些举动,学生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每每回忆起这个宽大威武、上半身深色登山衣、下半身泛白牛仔裤的背影,总令我们感激不已。”徐翌钦说。

    在西藏,钟扬不仅关心学生,更是心系藏族人民。每次入藏,他都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将时间最大化利用。有一回,西藏大学在那曲建立观测站,需要钟扬的指导,他一大早从上海飞到拉萨,顾不上休息就坐火车前往那曲,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到。那曲的海拔是4300多米,夜里气温几乎接近0度,钟扬却只穿着一件T恤。不知道从哪儿借了一件衣服,他马上就展开工作。

    “在西藏,感冒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可钟扬教授却毫不在意。”西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白玲说,“那曲离拉萨远,海拔也高,条件有限,可他每次都给我们鼓劲,说没事儿,有什么困难我们大家一起考虑,一起努力。”

    身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还尤其关注那些不被重视的学生,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独特而宝贵的种子,“只要用心浇灌,就能开花结果”。在同事的回忆中,许多研究生导师不愿意接收的学生,钟扬却一一收入麾下,他总是说“放到我班上,我好好教”。学生小杨因为患有肌萎缩症,曾被多所院校拒绝,钟扬留下了他,培养了整整6年。别人问他为什么,钟扬说,“站在我的位置上,你必须要有这种担当”。

    辅导学生期间,课题组每一位学生的每一篇论文,钟扬都会一字一句乃至每一个标点,不厌其烦地进行验证与修订。“我依然保留着我的博士论文某版草稿,近200页的稿件上,几乎每页都密密麻麻布满钟老师漂亮的红色手迹。”钟扬的博士生朱彬说,钟扬在带他的7年里,除了出差,在办公室的时间表是周一至周日,早上九点前至凌晨一点后,从无间断。“这种敬业的精神‘逼迫’着我们每个学生都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狂热的细致追求,并带到了我们日后的工作岗位中。”朱彬说。

    可是在繁忙的工作面前,钟扬不得不一再压缩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小儿子有一次问妈妈,听说爸爸是劳模,那什么叫劳模?张晓艳给孩子解释到一半的时候,儿子突然说,“妈妈,你还是不要当劳模了,因为劳模会经常不在家”。但儿子也心疼钟扬,他很认真地对张晓艳表示,“爸爸真的很辛苦,以后我去照顾爸爸”。

    但儿子没能完成自己的心愿。“父亲,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守灵的时候,两个儿子含泪给钟扬发出了这样一条微信。

    人文与科学:“科普达人”的双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科创班学生韩一辰,对若干年前钟扬的一场讲座记忆犹新。

    那时候韩一辰还是初中生,他与钟扬并无交集,只是偶然在网上看到了钟扬的一场讲座《如何设计生物学“小”实验》。韩一辰激动不已。后来,他积极参与了学校的课题研究,高中阶段研究的课题“上海地区水生植物的分类调查与名录编写”在上海市科创大赛上获得一等奖,并因此获得了“明日科技之星”的称号。

    “走上科学研究这条路,钟扬教授的那场讲座对我起着较直接的作用。我还记得他说‘科学不分大小’,我们中学生要用比较少的时间,做一些‘看似很小的实验,但是背后有很大的科学道理’。”韩一辰说。

    钟扬就像一个播种人,在不经意间就将科学的种子研究植入学生的心中,进而在他们的心里萌芽。每一年,他总要抽出时间举行30场左右公众科普讲座。甚至,他还亲自为他们的科学社团撰写舞台剧脚本,从创意到编排都亲力亲为,平时利用碎片化时间为孩子们进行辅导。

    有人问钟扬,“你堂堂一个大教授,干吗花这么多时间给小朋友科普?”钟扬回答:“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在学习过程中,孩子们发现科学很有趣,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科学家也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职业。”

    正是秉持着这种信念,钟扬深度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在上海科技馆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的记忆里,17年来,钟扬总是时不时出现在科技馆或者自然博物馆的各个角落,有时候是展区,有时候是会议室。

    “每一次来,钟扬都带着特定的任务,有时候是评审专家,有时候是科学顾问,有时候是科普活动的主讲人,有时候是标本捐赠人。但不管是哪一种角色,他都游刃有余。不管有多忙,只要我们科技馆找他,他基本有求必应。”鲍其泂说。

    比如,自然博物馆展板的图文文稿写作,学科跨度非常大,对文字要求很高,要求兼顾到科学性、前沿性、可读性等方方面面。博物馆联系了许多高校承担此项目均被婉拒,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钟扬,钟扬二话不说就把担子接了过来。

    “钟扬是在人文领域能用科学精神说话,在科学领域能用人文精神说话的跨界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胡春阳回忆道,钟扬曾跟她说,中国许多博物馆的解说词很枯燥、乏味,没有温度,“人类生命和个体生命的孕育那么奇妙,但为什么我们的故事都讲不好,孩子不愿意听,公众不愿意听?”钟扬觉得,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改造博物馆解说词,变得让孩子们乐看爱听。

    尽管常年出差在外,为了将上海自然博物馆展板的解说词写好,钟扬只要人在上海,哪怕只有半天时间,也要约时间讨论展板的内容。“他过来时经常随身带着他的行李,可能是刚下飞机,或者开完会马上要去机场。”鲍其泂回忆道,2014年的五一假期的某天,钟扬还特意赶过去加班,后来大家才知道,当天是他的生日。

    “自然界中,任何一对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关系都堪比一场激烈的军备竞赛……试想,追赶你的是一位‘百米飞人’,除了拼尽全力奔跑之外,你还有其他逃脱招数吗……还是去看看非洲大草原上迅猛的猎豹和敏捷的羚羊吧。”这段反复推敲后写下的解说词,让科普远离呆板,变得更生动形象。

    这就是钟扬。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家睿在听过钟扬的科普讲座后,心悦诚服。他说,钟扬是真正的科普大家,他能够让完全的外行很快捷、很轻松地就了解复杂的科学知识,甚至能够点燃普通人对科学的兴趣。更难得的是,他的科普讲座即使内行听起来也兴味盎然,听即有获……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在挤满了仰慕者的大厅里,找一个小凳子静静地坐下,听他讲,听他永远讲下去!” 吴家睿的这个梦想,如今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在我心里,你永不会远去”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亚军至今仍耿耿于怀,就在钟扬出事前几天,他与钟扬约好了一起去墨脱,可临时行程有变,杨亚军需要稍晚一些再去。钟扬抓住了这个空档,前往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讲课,不幸遭遇车祸。

    “如果我们一起去墨脱,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时隔多日,杨亚军仍一直在自责。

    在无数人心里,钟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也留给人们太多的不舍。2017年9月29日,钟扬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银川市殡仪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亲友、学生和同事赶赴银川送别。700多家单位和个人敬献的花圈从大厅一直排到门前广场。那一天,从上海飞往银川的飞机一票难求,飞机上举目皆是前往吊唁的熟人。

    “一名党员,就是甘于成为先锋者,向更高的高度攀登;就是愿意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钟扬曾这样被定义。他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那样在悬崖峭壁间生长起来,虽然周期漫长却刚直虬劲、韧性十足。

    先锋者,会有浓郁的家国情怀和甘于奉献的大情怀。钟扬心里始终装着国家,早年间与妻子从美国返回,别人回国都带各种“洋玩意”,他带回的却是省吃俭用买给公家用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以至海关人员觉得“不可思议”,连续盘查了好几天才放行;他的心里装着上海,十余年来他坚持在海岸线脆弱的上海种植红树林这一极富生产力的海洋生态系统,因为气候原因,以前红树最北边的存活点在温州;他的心里装着西藏,16年如一日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祖国雪域高原……

    先锋者,会有勇往无前的意志和永不止步的奋斗精神。钟扬一直在路上,即使因脑出血住院,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还在口授文件,住了十来天就又跑回学校上班了;他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机,只为上午到达后就能立即开始工作,为了赶早班飞机,好几次深夜睡在机场楼梯间里;对于学生与同事发来的邮件,他每封必回,大家经常能在凌晨两三点收到他回复的邮件……

    钟扬始终与时间赛跑,与生命博弈,而今,53岁的他如同一颗种子回归大地。钟扬走后,张晓艳和家人商量,决定把钟扬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来,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张晓艳说:“国家的教育事业是钟扬一生的牵挂。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在我心里,你永不会远去。”张晓艳曾无数次这样安慰自己,而这句话,也是无数爱他和他爱的人铭刻在心间的话。就像钟扬曾经所说,“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于文章、奖项,而是故事”。故事永久流传,精神永不磨灭。如今,他用行动向世人证明:有一种精神叫“钟扬”,而这种精神,长存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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